案件情况
2019年7月，郭在一个外卖应用程序上注册为一名骑手，并在北京市通州区提供外卖配送服务。注册时，郭根据系统提示阅读《在线配送协议》并签署，约定了工资标准、工作内容、工作要求等。协议提到，郭将为郭投保意外保险，郭每天需要支付3元的保险费，从工资中扣除。在工作期间，郭通过应用程序提取了他的现金工资。
2019年8月，郭在配送过程中意外撞到栏杆，造成左膝半月板损伤、韧带损伤等，两次住院手术尚未完全恢复，腿无法伸直。在过去的一年里，郭花了10多万元，但事故保险只能支付3万元，郭向亲戚借钱。
郭想认定工伤，咨询外卖平台客服，客服联系上海A公司。咨询A公司，但找不到相关负责人。
仲裁结果不利于向法院起诉
2020年7月，郭来到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。郭符合法律援助条件，工作人员当天为郭办理了援助手续，律师为他提供法律援助。
接受任命后，经过律师的梳理，郭知道虽然他是一个外卖平台的外卖骑手，但他与外卖平台没有劳动关系。上海A公司在APP上与他签订了协议，上海A公司也支付了工资。会议当天，律师帮助郭向仲裁委员会提起诉讼，要求确认郭与上海A公司的劳动关系。
仲裁期间，上海A公司不承认双方的劳动关系，并辩称郭是公司参与的众包项目下的骑手。根据协议，双方形成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，应受《合同法》的约束，而不是《劳动合同法》。该公司还表示，郭没有进行日常工作管理。郭7月收入超过500元，8月收入超过1000元，月收入较低，推测郭骑手是兼职工作。
律师主张，郭每天上午6点推出外卖APP系统，晚上8点下线，必须收到订单，如取消扣除，并不时核实是否收到订单；虽然A公司没有现场管理，但系统通过限制订单、罚款等方式进行远程管理。但由于郭的工作号码已被平台取消，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已打印，仲裁委员会最终没有支持郭的要求。
郭拒绝接受裁决，拟起诉法院。郭再次申请法律援助，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援助。
深圳工伤法律师迫使对方证明最终达成调解
在法院审理期间，A公司继续否认双方的劳动关系。上海A公司与安徽B劳务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协议，称郭实际上是安徽B公司派往A公司的人员。A公司仍然认为郭是一名临时兼职骑手。
律师早就收集了郭参加公司线上线下培训的短信记录、手机截图等新证据，并向法院提交了A公司提出的兼职声明。律师主张郭7月底才注册，8月初受伤，月收入低，但平均每天200多元，符合专职送货员的平均收入水平。后来，唐律师要求法院转移郭的送货记录、网络送货协议等协议原件。
几天后，法院通知律师，A公司打算调解。在律师的帮助下，公司最终同意赔偿郭12万元，法院出具了调解书。
律师提示
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中国的经济模式和就业形式日益多样化，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职业，外卖骑手就是其中之一。然而，这一新兴职业存在就业关系不明确、缺乏劳动权益保护等问题。
以郭为例。郭认为自己在外卖平台上工作，却不知道背后有上海A公司，甚至安徽有B劳务公司。在律师的帮助下，郭逐渐知道自己和谁有劳动关系。
外卖骑手必须注意保存工作痕迹。事故发生后，外卖平台和外包公司经常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互相逃避责任。在后台取消外卖骑手的手动号码后，外卖骑手无法提供证据。外卖骑手可定期保存订单服务统计信息、在线和离线培训、例会信息和照片。深圳工伤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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