遭受刑讯逼供说出的证据是否有效？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您解答

　　到了检察院起诉的阶段，吴大全想过翻供——“给检察官说过，杀人不是我干的，是史毕幺和成全干的。但检察官说，既然你都承认了，何必再提成全呢？一旦翻供，这个案子只好重新打回公安局……”吴大全怕了，不想吃第二遍苦头，只好“老老实实认罪”。深圳律师事务所为您讲解一下相关的情况。

　　在一审法庭上，吴大全的话不多，就那么几句，自己没有杀人，希望法官轻判——“对方有十来个人（公诉方、死者亲属及聘请的律师，记者注），我只有一个人、一张嘴，哪里说得过他们呢？”判决他也坦陈，不久，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着他，“睡不着觉，听到门响就以为要拉出去枪毙了……”。

　　在吴大全的叙述中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以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，有关方面为其指定的辩护律师几乎没有起到相应作用，他自己的解释是：“没花钱，指定律师有啥用？”实际上，宁波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了康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忻芙蓉，忻也到看守所会见过他。

　　庭审中，忻为其做了有罪辩护：“被告人吴大全属初犯，没有积极准备工具，又没有具体实施砍被害人的行为，请求对被告人吴大全从轻处罚。”让人不解的是，4年后，当本刊记者询问这位律师当年吴大全的案情时，这位女律师似乎已经不记得这个曾经事关生死的案件了，反问记者：案子是我办的吗，判决书上是怎么写我的？

　　从业多年的资深律师杨学林说，一般情况下，会见过当事人还有出过庭的律师，不大可能将案件忘记得一干二净。但现实中，由于国家补助的钱不高，也确实存在指定律师不够尽责的情况。“我去过挪威，那里也有法律援助机制，费用不高，但因为考评权掌握在法官手里，法官希望控辩双方在一个水准上进行，不尽力的辩护律师下次就不用了，所以指定的律师还都挺尽责。”

　　忻芙蓉的这些“记不起来”的辩护意见，未被法庭采纳，法官的看法是：“吴大全虽未准备犯罪工具，也没有直接致人死亡，但其积极实施抢劫，又指示未成年同伙将被害人杀人灭口……”最终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大全死刑。宣判时，怕他接受不了，法警上前搀扶，吴拒绝了。

　　他多次向媒体陈述，我当时“不怕死，扛得住”。可是，他也坦陈，不久，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着他，“睡不着觉，听到门响就以为要拉出去枪毙了……”二审判决下来那一天，听到是死缓的消息，吴大全“兴奋得简直要飘起来”。

　　可是很快，他又被巨大的失落所包围，“死缓，虽然暂时不死了，可等到出狱，都变老了，还能有什么用呢？”巧遇听到外面有人说找贵州老乡。出来一看，是一个熟悉面孔，他愣了：这不是成全吗？从2007年8月17日进入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，吴大全不是没想过申诉，“申诉状都写了10多份”。

　　可是，监狱内政治课老师的话让他绝望——“申诉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”，还必须要有新证据。找不出新的证据，吴大全将写好的十多份申诉书都撕了，他要慢慢适应监狱内的生活。2008年11月份，监区5大队的一个老乡来找他，说9大队也有一个贵州惠水县老乡，想找个机会大家见见面。

　　一天，他正在读书室看书，听到外面有人说找贵州老乡。出来一看，是一个熟悉面孔，他愣了：这不是成全吗？成全也愣了。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成全问。“我怎么在这里，该是我问你才对！”吴大全火了。“特地上前去看了看成全的胸牌”，上面写着“班春全”，那时，吴大全才知道成全的真名。成全“看起来有些心虚，脸色发白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问我：你检举过我吗？后来见面几次，他又多次问过。”

　　深圳律师事务所想知道，当初警察为何没有找到成全呢？原来，2006年9月与史毕幺合谋杀人后，小名“成全”的班春全逃至慈溪附近的余姚市，“通过同村堂兄弟班金顺、叔叔班明高、婶婶王明英等人帮忙进入余姚光辉玻璃厂上班”。心虚的成全没敢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，而是化名“班忠礼”。不料，2007年7月，因酒后口角，这个年轻人又捅死了人。而彼时的吴大全，已经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处死缓了。